红山玉龙，陶寺蟠龙纹陶盘，凌家滩龙首形玉器，三星堆青铜顶璋龙头，汉代蟠虺纹龙形玉饰，东晋羽人御龙纹金珰，唐代鎏金走龙，金代铜坐龙，清代九龙壁……一件件龙文物让人目不暇接。新石器时代以来，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龙作为一种神秘而庄重的文化符号，始终活跃在人们的信仰、艺术、建筑乃至日常生活中。

  自古以来，“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就是一种“祥瑞之兽”，中华儿女都认同自己是“龙的传人”，中国龙也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团结奋进的一种民族认同符号。

  龙的形象最早出现哪里？目前学界较为公认的中国最早的龙的形象，出现在距今8000年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这条石堆龙长度是19.7米，龙身是由红褐色的石块有规律地堆砌而成，据推测，这是部落先民们用于集会祭祀的图腾龙神。

  新石器时代最有代表性的龙，当数红山文化中的C形龙和玦形龙。在内蒙古赤峰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玉龙，通体蜷曲呈C形，也被大家形象地称为“C形龙”，它姿态优美，集合了鹿眼、蛇身、猪鼻、马鬃等动物特征，它的身体中部有个小孔，只要用线穿过小孔后悬空，龙头和龙尾就会处于同一水平线上，造型独特，巧夺天工，是目前发现的红山文化玉器中体积最大、级别最高的遗物，被誉为“中华第一龙”。另一件玦形龙，它似熊的高立耳大环眼，似猪的前突外颚，还有似蛇的蜷体环尾形，也有人说它是代表着人类胚胎或者是蜕变昆虫的幼虫，可能具有蜕变或者羽化再生的含义。

  在新石器时代的其他遗迹中，地理空间相距虽远，但都有着共同的文化感应与相通。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上的鸟兽图，器身上鹿、猪和鸟图案包含的文化信息，让三个先民部落原龙图腾，以亲疏关系聚合在同一画幅之上。良渚文化玉器上最早出现的纹饰龙首纹，首尾衔带被后人定名为“蚩尤环”。

  几千年来，龙的外形在演变，但我们总能在龙的身上找到现实中的蛇、鹿、猪、鸟这些动物的元素。历史上究竟有没有龙这种动物呢？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动物考古学专家吕鹏介绍，从动物考古而言，其实并没有发现龙这种动物，但是从考古遗址当中都发现过龙的动物原型，我们的中国龙其实就是以这些动物原型为基础，并且集合了植物、自然现象等等形成的这样一个神格化的复合体，这些细节上的差异和动物原型上的分歧，代表了不同时空先民在创造龙的过程中是各有侧重的。历经数千年，中国龙的形象或者体态是变化无穷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代表了多元一体文化的融合共生。

  在河南濮阳距今6000年的西水坡遗址，有一组用蚌壳精心摆放的龙虎图案。这条蚌塑龙的龙首高昂，曲颈弓身，状似腾飞。龙和虎的方位、角度与四象中的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对应，古人关于星空的想象在这里得到了印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介绍，这是一个标准的天象，叫作“见龙在田”，民谚描述就是龙抬头。今年的二月二是龙抬头，十年以后还是这个样子，百年以后仍然是这个样子，时间是最讲诚信的，也就是古书上讲的“至信如时”，我们跟时间没有约定，但是它从来不会欺骗我们，四季的循环也是这样，春秋代序，该冷的时候就冷了，该暖的时候又暖，年年如此，从来不会违背这个规律。人们就通过这样的一种以时间为信的观象授时活动，把“信”作为道德的最核心的内涵去修养人，建立起来了文明。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一座距今4000年的古观象台，也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观象台。以观测台为圆心，由西向东排列着13根土柱，古人利用土柱之间的缝隙，来观测和记录日月星辰的变化，推测春夏秋冬的更替，实现天人之间的对话。同样是在陶寺遗址，龙的形象出现在直径40.7厘米的大陶盘上，龙口含着一条像农作物的穗状物。龙的出现预示着丰收，龙的天象指导着农时，几千年前先民们的精神世界就这样和农业生产结合在了一起。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兼容并蓄，中华龙文化融通贯穿于始终，来自不同地域的图腾文化和英雄传说，随着历史的进程、文明的演进，最终汇聚统一。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由2000多块绿松石拼接而成，年代距今约3700年到3600年，每片绿松石的厚度仅仅1毫米左右，菱形的主纹象征着鳞片遍布全身，绿松石龙的中间还有一只铜铃，据推测这件文物可能是用于祭祀，是一面龙旗。《诗经》有云，“龙旗阳阳，和铃央央”，讲的就是祭祀的时候，龙旗随风飘扬、铜铃叮当作响的场景。

  后母戊鼎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商周时期体量最大的国之重器，器身分布有龙纹、兽面纹、虎纹、人面纹等各样纹饰。它们并不是简单的纹饰设计，其中包含有非常特殊的文化寓意。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翟胜利介绍，后母戊鼎上的龙纹是非常特殊的，在每一个面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两条直立向上的龙。当转换视角，走到两条壁相交的转角处的时候，能够发现，其实两条龙纹又共同构成了一个兽面纹，这些兽面纹、龙纹承载的是向神灵传达祭祀者的诉求来和神灵沟通，表达诉求的一种重要的媒介作用。

  国家礼器龙形庄重肃穆，设计立体生动，上面的龙腾云驾雾，向神灵传达祭祀者的心灵诉求。其实，龙还是一个典型的图案式象形字，三千年的时光流转，今天，子龙鼎上龙形文字，依然那么生动活泼、顽皮可爱。子龙鼎因为它的器内的“子龙”二字的铭文而得名，“子”字比较小，是单线阴刻，而“龙”字体量比较大，是阴线双勾，像个小孩子一样，两只胳膊伸开一前一后，好像在奔走。子龙鼎的铭文，代表了商周时期比较典型的文饰和文字风格，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青铜圆鼎上最早的“龙”字。

  曾侯乙建鼓底座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的曾侯乙墓。这件高50cm、直径近80cm的巨大的建鼓底座，远看像一盆燃烧的火焰，近处观察却是一群上下翻腾的龙，给人一种纷繁变化、动静结合的感觉。都说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其实这件鼓座上到底有多少条龙，至今也一直没有人能数清。这件鼓座最初每条龙身上都镶嵌着绿松石，再搭配上青铜器本身金色的光泽，显得更加华丽夺目。在春秋末期至战国时代，群龙之“象”与鼓这一乐器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组合，比较有名的有安徽舒城九里墩墓和河南叶县旧县4号墓出土的建鼓座。它反映了早期中国文化观念之中，乐器与自然之“象”的对应关系。湖北省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杨理胜介绍，鼓代表春天之雷，雷声起而蛰虫复苏，把建鼓座设计成为一个龙蛇的造型，代表春天的阳气萌发、万物复苏。因为鼓声一响，这个龙就惊醒了，就不再冬眠了，代表了冬去春来、百业兴旺的一种状态，给人一种非常澎湃的动力。在春秋战国时代，士作为一个阶层踏上了历史舞台，他不像商代的那些贵族一样崇信鬼神，也不会像西周的那些贵族一样遵循礼制，而是追求积极进取和自我表达，这种想法也跟我们龙的精神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今天谈到文化复兴，其实很大程度上面是一种创造力，曾侯乙墓的建鼓座上面体现出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对我们今天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汉代，龙的形象与中国大一统王国的形象一并稳固了起来。汉代以来，丝绸之路作为重要的交通大动脉，将古老的世界联结起来，中国龙作为繁荣发展的象征，早已成为丝路上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见证者。丝路风骨、一眼千年，新疆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历史的长河中一次次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见证者，而作为中华文明象征的龙，也早早地在这片西域沃土扎下了根，龙的形象，至少在汉代已经由丝绸之路传入新疆所在的西域地区。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与举世闻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一同出土的文物中，就有一件带龙纹的汉代铜镜，这件四兽纹铜镜出土于新疆民丰县的尼雅遗址当中，别看它直径只有不到十厘米，但是在背面却铸造着龙、虎、鸟和麒麟的形象，专家介绍，这是早期中国象征四个方位的“四象”，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其中的龙纹图案构图非常洗练，寥寥数笔就把龙昂首阔步、意气风发的神态勾画得栩栩如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长于志勇介绍，这件铜镜体现了当时汉代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它可能是以封赏赠赐的形式，到达了新疆地区的绿洲古国，这样文化观念价值观的一个表达，也应该逐步地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同，这类铜镜在汉代这个时期融入了当地的生活，进而激发了人们对于汉地文化的尊崇、追求。

  丝绸之路不仅是龙文化的传播弘扬之路，还是龙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汇通之路。在新疆博物馆的地下文物库房中，一件绚烂的唐代丝织品上，中国的龙的形象和各种文明的符号被融合在了一起。这件唐代丝织品叫联珠龙纹绮，在它的正中间有两条龙的形象，龙头向下，龙尾冲上，而在龙的四周有两圈圆形的图案，叫联珠纹，在波斯文化中代表的是光明的形象。这件绮使用了唐朝时期中国的纺织工艺，它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吸收多种文化，包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气度。

  作为一个文化符号，龙常常被人们赋予了多元、包容的精神价值，它超越了地域的界限，展现了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可能性。新疆伊犁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地方，在这里出土的两件元代的青白瓷龙纹碗，质地温润，纹路优美，看着它们，恍然如穿越回了繁华的古代丝绸之路，看到了千年前的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听到了遥远处传来的驼铃声声，马嘶阵阵。

  龙与中华文明的起源相伴相生，它是由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的，集许多动物和自然现象于一身，具有超凡能力的神物。无论是脚踏实地耕种，还是仰望星空浪漫，龙的历史也是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融合、传播的历史，龙所代表的勇敢奋进、自强不息早已深深地植入每一个龙的传人心中。

来源：央视新闻、国家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