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千年的音乐发展史，留下了不少乐器类文物。说起海南岛上出现最早也最为人熟知的乐器文物，当数铜鼓。

海南省馆藏11面铜鼓

  鼓是我国传统打击乐器，通常以鼓槌击之发声。在古代，鼓也是有名的军乐器，《左传·庄公十年》云：“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古人作战，击鼓进攻，鸣钲则止。从考古发现来看，先秦时期的钲自然是铜器，但与钲同时发现的铜鼓却较少，另有一些青铜鼓座被发现，所以文献中的战鼓应该大都由皮、木等易损坏的材质制成，未能保存至今。湖北崇阳出土的商代兽面纹铜鼓，仿鼓面横置的木质皮鼓形制，是极其罕见的铜质鼓之一。

湖北崇阳出土的商代晚期铜鼓。

  现在考古出土和博物馆中收藏的铜鼓，绝大部分都是鼓面朝上，与鼓面横置的崇阳铜鼓大不相同。这类鼓面朝上的铜鼓出现在春秋早期，最早于1975年发现于云南楚雄万家坝遗址23号墓，学界根据出土地定名为万家坝类型铜鼓。除万家坝类型铜鼓外，根据形制和花纹的特点，还可将我国已发现的铜鼓分为7种类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和西盟型。从海南省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情况来看，海南省馆藏的铜鼓有11面，主要为石寨山、北流和灵山3种类型。

儋州市博物馆藏翔鹭纹铜鼓。

石寨山型铜鼓

  儋州市博物馆藏的翔鹭纹铜鼓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此铜鼓出土于儋州光村镇，是海南省馆藏年代最早的铜鼓之一。儋州市博物馆馆长黄海兰介绍，此铜鼓鼓面和鼓身原有残损，2015年曾被送至洛阳修复，修复后形态非常完整。翔鹭纹铜鼓的鼓面宽大，胸部突出，腰部几近呈梯形；鼓面有以太阳纹为中心散开的层层光晕，较窄的晕圈内有栉纹和圆圈纹，较宽的晕圈内有翔鹭纹。翔鹭纹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一个标识。

  走进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南海人文历史”展厅，首先看到的器物就是一面石寨山型铜鼓，此鼓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铜鼓的复制品。广西是“铜鼓之乡”，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这面虽是复制品，但其形制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基本一样，可以看作是石寨山型铜鼓的标准器。尽管如此，这面鼓与儋州市博物馆藏的翔鹭纹铜鼓除都有翔鹭纹外，器形上差别很大。严格来说，儋州市博物馆的这面翔鹭纹铜鼓是石寨山型铜鼓向冷水冲型铜鼓的过渡类型，整体器形更接近冷水冲型，但冷水冲型铜鼓鼓面都有立蛙造型，儋州市博物馆的翔鹭纹铜鼓却没有，所以将其定为石寨山型铜鼓还是相对准确的。

海南省民族博物馆藏蛙纹铜鼓。

北流型和灵山型铜鼓

  儋州市博物馆还藏有一面北流型铜鼓，黄海兰介绍，该铜鼓2011年出水于儋州白马井镇春江河，一位村民在河中捕鱼时将此铜鼓拖出。由于缺乏文物保护常识，加之生活贫困，这位村民将铜鼓卖给了收废品的人，后来该鼓转到一位藏家手中。儋州市博物馆老馆长张林彬获悉此事后，第一时间赶到藏家家中，宣传介绍与文物保护相关的法律、政策，希望藏家可以将之捐给博物馆。过了一年多，藏家终于被张林彬锲而不舍保护文物的精神所感动，将这面四耳蛙纹铜鼓移交给儋州市博物馆。

  相较于石寨山型铜鼓，北流型铜鼓一般形体更为硕大。儋州市博物馆藏的这面四耳蛙纹北流型铜鼓，鼓面明显伸出鼓体外，腰、足间有一道道凸棱分界；鼓面中心有太阳纹，多重晕圈围绕，鼓面边缘一周有6只立蛙。

  灵山型铜鼓与北流型铜鼓的器形非常接近，从海南省民族博物馆藏的灵山型铜鼓来看，其鼓腹两侧有扁耳，与北流型铜鼓的环耳不同。另外，灵山型铜鼓上也有6只立蛙，但青蛙后面的两条腿并为一条，整体看青蛙只有三条腿，而北流型铜鼓上的青蛙有四条腿。

  灵山型铜鼓上的蛙纹一般是三足，并常常饰以钱纹，这很容易让人想到被民间称为“招财蟾”的三足金蟾。南宋诗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描绘了他在广西一带看到的铜鼓：“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他也认为鼓上的小动物是蟾蜍。俗语有云：“刘海戏金蟾，一步一生钱”。三足蟾蜍作为聚财神兽，与普通蛤蟆的区别就是少了一条腿。据传，三足金蟾喜居宝地，凡是找到这种蟾蜍的地方，周边必定有宝。灵山型铜鼓的年代一般是东汉至隋唐，而“刘海戏金蟾”这一民间传说中刘海的人物原型是五代时期燕山人刘海蟾，灵山型铜鼓上的三足蛙是否为三足金蟾还有待考证。

灵山型铜鼓上的三足蛙。

铜鼓来自何处？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海南岛并未发现早期的冶铜遗址，那么这些器形硕大、保存较好的铜鼓由何而来呢？《后汉书·马援传》记载：“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阯（亦称交趾）得骆越铜鼓”，说的是伏波将军马援曾在越南得到过骆越族群的铜鼓。《后汉书·光武帝纪》载有东汉初年交趾反叛，光武帝刘秀曾遣伏波将军马援率军进军岭南平乱。另外海南出土过不少军用炊具铜釜，有些学者以此为依据，认为这些铜鼓和铜釜是当年马援军中用器或马援在交趾缴获之物。

  不过我们细读文献会发现，《后汉书·马援传》写的是马援得到过骆越族群的铜鼓，并不是军中已有铜鼓。黎族先民也属于百越之一的骆越族群，可能和越南骆越人一样有自己的铜鼓。反观汉王朝的统治中心北方地区几乎未发现铜鼓，海南岛的铜鼓有可能是海南与两广等地交流融合的产物。

儋州市博物馆藏四耳蛙纹铜鼓。

  《晋书·食货志》记载：“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铜鼓的材质与早期铜钱一样，都是青铜，自然十分珍贵。但“广州夷人”却以钱铸铜鼓，这说明岭南先民（包括海南黎族先民）的铜鼓是将比轮钱（大面值较重的钱）熔化后铸成的，铜鼓在岭南先民眼中是比铜钱更珍贵的物品。

  《隋书·地理下》有云：“诸獠皆然。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豪富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竟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俗好相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这段文字记录了岭南先民铸造铜鼓，铸好后举行宴会；当族群内发生争斗时可击鼓集会，击鼓者一般是部落首领。苏轼《冼庙》一诗云：“冯冼古烈妇，翁媪国于兹……铜鼓葫芦笙，歌此迎送诗。”东坡先生当年应该看见了海南本地人击铜鼓吹笙。

  文昌市的铜鼓岭之名便来源于铜鼓，清康熙《琼州府志·疆域志》记载：“铜鼓山，在城东六十里青蓝都，半在海中。相传诸獠铸铜为大鼓……后遗瘗此山，因名。”清道光《琼州府志·舆地志》又补充：“乡民掘得，因以名山。《方舆志》又谓为马伏波征交趾所铸。”按文献记载马援确实曾“于交阯得骆越铜鼓”，所以让铜鼓岭得名的那面铜鼓究竟是伏波将军还是黎族先民“遗瘗”的，那就无从考证了。